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一个“用”字。我们把智慧城市比作一个交通工具——自行车。我们不是去研究自行车是怎么造出来的，而是研究自行车怎么用，怎么来为我服务，能让我更方便。现在把自行车换成智慧城市也一样，自行车给了你，有些人拿回去研究怎么用，马上就学会骑自行车了。有些人拿回去，开始研究它的部件，所以他不会骑，每天推着走，有些人甚至扛着走。有些人在学的过程中，可能还摔跤了。这种情况怎么办？

所以我们现在引导智慧城市的推广，重点在应用上。要开发应用，让人们知道智慧城市究竟和我是什么关系，我们的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要研究，这个数据和我是什么关系。只要用起来，智慧城市的推广就好办了。

——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主任 赵登强

全球正以不可想象的速度产生海量数据。根据IDC报告，全球的数据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。这样的背景下，数据的收集、融合、分析与应用就成为一门大学问，其中蕴含的经济价值也不可估量。

而对于一个城市来说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、经济活动中，产生的数据总量更难以衡量。各地政府、各部门分别掌握着这些数据，却缺少分析与应用的技术能力，实际上导致了数据资产的浪费。这也成为各地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，这些有价值的数据资产需要被用起来。正如成都高新区的数字化实践的核心理念一样，强调一个“用”字。

从数据的产生到应用，一座智慧的城市需要养成4种基础能力：感知能力、传输能力、分析能力、应用能力。物联网设备的应用提升了城市的数据感知能力；5G网络的建设提升了城市的数据传输能力；更稳定的数据存储设施、更高效的数据治理解决方案、更智能的数据分析工具则构成城市数字大脑，提升城市的数据分析能力；建设开放的开发平台，引入更多技术合作伙伴与供应商，则将有效提升城市的数据应用能力。

在疫情的影响下，人们普遍放低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，但数据显示，成都高新区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高达8%。逆势增长的背后，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。

近年来，国内众多城市都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，其核心是推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，以数据与智能技术提升城市治理的综合能力。IDC在其发布的《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》中预测称，至2020年，全球智慧城市支出规模将达到1240亿美元，其中中国市场支出规模位列全球第二位。

在国内的众多城市中，成都作为中国软件名城、信息产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，在数字化能力方面具有先发优势。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成都高新区的支柱产业，对智慧城市的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。目前，成都高新区正在着力唤醒“沉睡”的政务、产经数据，导入丰富的社会数据，并将他们汇集于城市的智慧治理中心，并从经济运行、重大项目调度、环境保护、渣土车执法、共享单车管理、疫情防控等九大专题板块入手，推动城市治理高效化、精细化、现代化。尤其在疫情期间，数字化转型让成都高新区的防疫与复工复产工作顺利展开，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案例，并获得“2020 IDC中国数字化转型优秀奖—信息数据领军者”。

在成都高新区的数字化实践中，有哪些经验可以被分享与复用？在与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主任赵登强的对话中，我们将深入地了解一座城市智慧化的台前幕后。

将智慧落地到应用

在成都高新区，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理念并非“智慧”、“数字”、“技术”，而是一个“用”字。它意味着高新区坚持以业务问题为导向，追求务实高效的建设理念。“让群众最多跑一次、让决策最多跑一次、让营商最多跑一次”是成都高新区大力投入智慧城市建设的初心。现阶段，我们主要是把散落在每一个部门的数据打通，并不断强化社会数据的融合，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应用进行服务。”赵登强介绍到，这种应用数据的服务主要体现在政用、民用、商用三大维度。

在打破政用、民用和商用的壁垒上，成都高新区还推出“守信通”平台，通过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为企业与个人进行信用画像，做到放得有据：根据信用评价进一步减免审批事项；管得有度：根据信用评价优化监管抽查频度；放管结合：通过数据为政府决策与监管提供数据依据，着力打造诚信透明的营商环境。这些都是推动成都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逆势增长的重要因素。赵登强表示：“我们现在的政府服务，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相当于和老百姓之间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拆一堵墙，什么墙？‘怕墙’。因为老百姓来办事的时候，怕给他办得慢，该办的不办，为难他。老百姓怕什么呢?怕相关人员为难他，不方便，怕该给他办的，你不办。政府部门的审批人员也有一个怕，怕什么呢？怕你不诚信、骗我。不该给你发证，如果发给你了，将来出现问题怎么办？所以在这种问题上，我们实际通过信用的问题拆一堵掉‘怕墙’，信用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我们去年重点开发了守信通平台，就是把‘怕’拆掉。你来办事，我就是透明的，不会为难你，只要有这些东西，我通过信用给你分析一下，大数据一分析，这个人有这个能力，完全能办这件事，你的所有条件是对的，有些东西不需要你提供，为什么？有信用。老百姓不再认为你为难他，‘怕墙’就被拆掉了。现在老百姓也要讲诚信。那怎么办？我也要用大数据分析一下，你没欺骗我，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。所以这样下来，只要把中间的墙一拆掉，老百姓来办事，政府来办事，或者政府的人员给老百姓办事，就完全是融通的、透明的，形成人与人之间相互讲诚信的局面。”通过诚信体系的构建推进，必将进一步降低城市管理成本、提升经济运行效率。

对于一个真正智慧的城市来说，除了日常提升数据在政用、民用、商用三大领域的综合应用能力，更重大的挑战是，具备应对重大、突发挑战的能力。成都高新区的数字化建设也正在向这一目标前进，并且在年初的战“疫”行动中初露峥嵘。

政用层面，针对疫情的进展，成都高新区制定了“数字抗疫”行动，从严防严控到复工复产分阶段执行。在疫情胶着阶段，成都高新区着力做好信息排查登记工作以遏制疫情。因此搭建了“1+1+2+N”抗疫框架，分别对应“1”个疫情专题数据库、“1”项大数据专报机制、“2（两）”端战役实况平台和“N”个场景分析成果，利用大数据赋能疫情防控工作。协调多部门，对接了基层入户排查数据、运营商数据、航班火车数据等，建立起疫情数据库，并实时呈现区内疫情防控工作动态。而进入防疫经济两手抓时期，成都高新区重新制定“1+3+N”框架，“1”张图实时展现疫情概况，入域管控、入户排查、精准医疗“3”大专题支撑决策和“N”个应用助力复产复学，在严防疫情复发的前提下，主动出击，加大对复工复产的支持力度。

民用层面，疫情推动远程服务需求的激增，成都高新区也着力提升不见面审批、非接触式办公的能力，并迅速开发出多款应用，直接提升了办理效率与群众满意度。

商用层面，成都高新区快速开发出复工复产平台，将企业的痛点、需求进行集中摸排梳理，形成企业服务中心，搭载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，通过大数据手段主动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，并主动“送政策上门”，推出“共享用工”等政策支持，帮助企业度过难关。赵登强称：“现在不是企业上门找我们，而是我们预先知道企业的问题，主动帮助他们。”

从打造城市数字大脑到建设智慧城市

2017年，成都市提出建设城市数字大脑的理念，成都高新区则作为转型的先锋，率先引入新华三等技术合作伙伴，建设城市数字大脑。

“我们提了一个理念，叫建设我们的‘智慧桃花源’，这种智慧桃花源就是智慧社会的最终理想，其核心就是通过把各方数据融通、集中起来，让城市中的生活、经济更加有序。”赵登强称，“现在讲的智慧城市，我们会把它比喻成人的大脑，先有前端的感知系统，之后我们要把感知的数据传回来，就是中间的传导系统。传输到后端的大脑里面通过算法、算力加工，算出来之后推出做应用。这四个环节我们都要把它做实。”

秉持着这样的理念，2019年，成都高新区建设的“城市数字大脑”实体指挥中心正式落成，成为高新区数字化转型成果的集中体现。在大厅中的几块数据大屏背后，是一场范围遍及全区各部门的“数据库大会战”：成都高新区打通了65个系统，归集整理了12.19亿条数据，最终形成了可视化的系统，并围绕一网统管、一屏会商，不断衍生出群租房治理、渣土车治理、全面全时巡视等17个专题。

2020年，成都高新区智慧城市的建设进入全新阶段，推出34个首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标志着成都高新区在新基建领域的系统性布局。在这次全面布局新基建的过程中，智慧城市相关项目再次成为重头戏。通过将新基建与城市治理有机结合，成都高新区与合作企业共建城市数字大脑，推动城市治理的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慧化转型。

当然，智慧城市的建设并不会一番风顺，成都高新区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也遇到了许多政府转型中常见的问题，比如干部认识不足、动力不够，数据孤岛很难被联通，相关部门、人员的技术储备不足，大量数据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治理等。该如何寻找智慧城市突破的抓手，赵登强表示：“智慧城市，要重点在用。所以我们要开发应用，让老百姓知道智慧城市究竟和我是什么关系，我们的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要研究，这个数据和我是什么关系，他只要用起来，这个事情推广就好办了。否则他还没有深入进去，有抵触的情绪，就不好办了。智慧城市，相当于一个自行车给你，有些人拿回去主要是在应用上、使用上研究，他就马上学会骑自行车了。有些人拿回去，研究它的部件上去了，所以他不会骑，每天推着走，有些甚至扛着走，还累。有些人在学的过程当中，可能还摔跤了，他还要骂你。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现在引导要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让骑车人、修车人和造车人各自定位清晰。我们也借鉴了新华三数字经济研究院对于智慧城市课题的研究成果，还有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经验。智慧城市不是只在一个地方铺开，每一个地方可能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，他们要找解决方案，新华三也比较专业。”

作为智慧城市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赋能者，新华三已经形成了基于AI算力云的智慧城市建设体系，也已经在成都高新区、郑州高新区、天津滨海新区、杭州高新区（滨江）、内蒙古自治区、江苏连云港等全国多个省市区县成功实现建设项目落地，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在面对城市治理问题时，更能快速地提出以数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。

“比如我们要解决一个群租房的问题。”赵登强举例称，监管部门如何能够有效地发现群租房问题？“第一，水电气，这个房子里面住一、两个人和住十个人，水电气用量肯定不一样。或者家里收了多少外卖，还有一些其他纬度的数据，这些数据都要进来，再搭建一个数据模型，可以精准地发现群租房，再推给相关管理部门。”与这一流程类似的，成都高新区正形成一条从发现问题、数据归集、搭建数据模型到解决问题的路径。

目前，成都高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。“政用层面，我们通过大数据治理，实现了有序且科学的城市治理。民用上，老百姓其乐融融，生活也方便了。商用这块，通过数据分析实现企业发展的精准施策。”赵登强称，“这样在三个领域都有了部署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智慧的治理格局。”

面向未来，成都高新区还将在数据发力、数据规范管理方面进行探索，打造数据融通的体系。另外，赵登强称，成都高新区还渴望推动建设一个数字解决方案的开放推广体系。“哪一个地方的解决方案是成熟的，我们要善于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。别人已经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，我们就要采取推广的办法去建设。”赵登强称，“这就要建立一个开放的应用推广体系，以后每一个地方积累的经验，我们都可以用来助力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。”

另外，成都高新区还将继续关注智慧城市在应用层面的推广。“前一段时间，我看到一位老人去超市买东西，无法用现金支付。”赵登强回忆，在智慧城市的推进过程中，更多人得到了便利，但人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对新技术接受程度较低的角落。“我们肯定为他们提供方便，下一步在整个智慧城市推进的过程当中，应用的推广上尽量便利化，不能把他们遗忘了。”

数字大脑计划价值体现

智慧城市建设是数字化转型话题中的一大重要分支，而从成都高新区的数字化实践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更具智慧的“城市数字大脑”正在为城市带来更多价值：

• 城市数字大脑的建设为成都高新区的居民、企业带来更便捷的生活体验。譬如市民可享受“一号申请、一窗受理、一网通办”的办事体验，智能交通综合服务平台则为车主提供路况停车信息等。这背后都是城市数字大脑在支撑。

• 以守信通为代表的应用的出现，代表着在城市数字大脑的建设过程中，成都高新区的政务服务正转向数字化的模式，在城市治理过程中，政府开始形成以数据解决问题的思路。思维模式上的根本性转变，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最重要保障。

• 更智慧的业务决策：在城市数字大脑建设过程中，成都高新区形成了完善的数据资源体系，实现政务数据在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上的全口径汇聚，形成基础数据库和各类专题数据库，为科学、智慧地治理城市问题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。

• 更及时的业务响应：通过城市数字大脑的建设，成都高新区形成了较全面的应急响应能力。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安全生产、应急救援等方面，也体现在区内企业服务层面。一旦重点企业的营业收入、经营利润、职工人数等发生重大波动，将进行预警，缩短政府政策实施的外部时滞。